在哲学、宗教的思路里，人类的残酷行为通常被解释为犯下罪行者的“恶”，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恶”的概念只是虚晃一枪、将问题暂时搁置，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

本书是一位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对“恶”进行的系统思考，他借助科学家擅长的调查、实验和分析，以“共情腐蚀”取代了“恶”：某个人作恶时，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蚀，共情水平较常人要低很多。但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共情水平不会导致极端恶行发生，虽然人们常常会不顾他人的内心感受。

凡是零度正面型的人都患有或轻或重的自闭症。同样，他们也在共情回路的几乎所有环节都显出了活跃不足的迹象。199，200要他们阅读几个小故事，然后判断角色的意图、动机和心理状态，或者要他们阅读一段话语，然后判断说话人的意图，他们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就会出现活跃不足的情况。200-203让他们观看照片里某人的眼睛，然后推测这个人的想法或是感受（也就是解读眼睛周围的面部表情），他们会觉得非常困难，他们的岛盖部（FO）、杏仁核和前脑岛也会活跃不足。83，204，205在这些自闭者脑中，负责解读凝视的区域也异于常人，比如后颞上沟（pSTS）。206当零度正面者观看模拟动态的动画时（比如模拟一个人行走的运动的点），他们的pSTS区域会做出与常人不同的反应。207在解读面部和情绪时，他们的杏仁核活动同样显得反常。208-215要他们模仿别人在处于某种情绪时的面部表情，他们的FO/IFG区域（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也表现得很不活跃。

对零度正面者的读心能力或共情能力的早期研究中，许多都有赖于文字测试（比如分析几个故事、几段刻薄的评语，或者给几种情绪贴上标签）。为了排除语言的影响，研究者另外使用了一项巧妙的任务，称为“社会归因测试”，它要求被试在电脑屏幕上观看一段几何图形运动的视频。大多数被试都会自发地对这些几何图形做拟人化处理，而患了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被试就不太会自发地从这些图形的运动中看出意图、想法和感受了。当自闭症患者在磁共振扫描仪中完成这项任务时，他们的dMPFC和右侧颞顶联合区（RTPJ）/pSTS同样出现了活跃不足的现象。

除了难以理解别人之外，零度正面类型者还很难理解自己的内心，这种困难称为“述情障碍”，翻译成白话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情绪”。221-224让自闭症患者观看充满情绪的照片，然后叫他们给自己的感受打分，在这样的情绪反省状态中，他们的共情回路有好几个部分都显得活跃不足：比如dMPFC、后扣带皮层和颞极（temporalpole）。225而这块活跃不足的dMPFC也正是使自闭症患者在解读他人心灵时遇到困难的那个区域。201，203，219，220总之，当自闭者的脑在完成共情任务时，参与解读别人心灵和参与共情的神经系统都一样出现了活跃不足的现象。17，85在自闭者身上，dMPFC和vMPFC在静止时的活动（也就是它们的基础活动）都异于常人。

追查自闭者脑中微弱的共情，是我和那位富有才华的前博士生迈克·隆巴尔多共同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隆巴尔多还和他的同事发现，自闭症患者在想到自己时会出现异常的神经活动。当他们思索的信息和自己有关时，vMPFC的反应最大。迈克发现，在自闭症患者脑中，vMPFC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区分自我和他人。那些社交能力最差的患者，他们的vMPFC的反应也最为非典型。232他还发现，一般人想到自己时，他们的vMPFC一般会与参与感官反应的脑区（比如对触觉反应）之间产生密切联系。然而在自闭症患者身上，vMPFC和那些底层感觉区域之间的联系就极稀薄了。

这和另一位富有才华的访问学生，从罗马来到剑桥的伊拉里亚·米尼奥-帕卢埃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伊拉里亚发现，一般人看到其他人遭受痛苦的照片（比如手刺进了一根针）时，他们的感觉运动皮层会向手掌发送收缩的信号，仿佛他们也感到了照片中人的疼痛似的。但在自闭者身上，这个对别人疼痛的感觉运动反应就微弱得多了。总之在自闭者身上，不仅低层次的具身过程影响到了共情，高层次的自我反省过程也受损了。

迈克还在零度正面者的共情回路里找到了另一个区域，它同样会对自我相关的信息做出异常反应，那就是中扣带皮层（MCC）。MCC一般会在人感到疼痛时激活，但它也会在大脑处理和自我有关的信息时激活。232自闭者的MCC会在他们玩一种游戏时出现异常活动，这种游戏要求玩家决定把多少钱财托付给另一个人，然后等着观察对方是归还钱财还是据为己有。一般来说，MCC在这类协作性的社会互动中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当一个人在盘算要托付多少钱财给另一个人的时候。324然而自闭者却并非如此，当他们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时，他们的MCC并不活跃，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很难想象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吧。

总之，就像那些零度负面型的人一样，零度正面型的人也在产生共情的相同脑区出现了异常。那么和零度负面相比，零度正面者又有什么不同呢？

和其他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一样，迈克尔的共情为零，不过他却属于零度共情的正面类型，因为虽有共情障碍，他的系统化能力却格外强大。系统化是一个人分析变化的模式、从中发现事物原理的能力。238，239世界上的信息每天每时都在变化，它们有的随机，有的则不。如果一种变化是非随机的，其中就一定有模式可循，而人脑天生会注意模式。“模式”是“重复”的另一种说法：一个信息序列只要出现过，我们就会注意到它，而对模式的注意程度则因人而异。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脑就对模式格外敏感。

寻找规律对迈克尔来说很容易，但他意识到社交世界似乎并无规律可循。与之相比，教堂钟声的世界是高度规律的，他也对钟声的序列做了系统化，总结出了重复的模式，因而能准确地预测钟声的类型。在他的画作中，他也对各种几何图形做了系统化，由此预测了那些线条将如何交汇、构成最终的完美图形。把迈克尔和其他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放到一起比较，他的个性就会因为他们的相似而显得更加清晰。凯文是另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面对社交场合同样困惑，他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走进自家的花园。在这个静谧的时刻，旁人都已沉睡，他得以专心致志地观察自然界（他对气象尤感兴趣）和他（用来记录气象）的设备。每天夜里，他都在笔记本上记录观测结果，包括当天的日期、温度、降水和风速。他有几百本这样的笔记本，记载了数千条微小的信息模式。凯文对气象的系统化是为了能预测天气（至少在自己的花园里）。图7是他的某本笔记本中一页的复印件。

丹尼尔·塔梅特是另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像迈克和凯文一样，丹尼尔在上学时也害怕操场，看着其他孩子毫不费力地一起玩着游戏，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参与。曾有人把他比作达斯汀·霍夫曼在《雨人》中扮演的角色（那是根据一个真实的自闭症患者金·皮克的事迹改编的），因为他对细节极其敏感，似乎还对细节有无穷的记忆力。他训练自己把数字π记到了小数点后22514位（我们一般人最多记到小数点后四位，3.1415），由此赢得了欧洲冠军。

丹尼尔对数字的系统化能力远超常人，他能心算两个六位数的乘积，速度堪比电脑。然而一直到了14岁时，他还告诉我他不明白和人说话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也没有朋友。240，241其他自闭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也觉得社交很困难，他们坦白自己不知道怎么产生共情，却能对艺术做系统化处理。他们许多人会一遍遍地画出自己喜爱的图案。一旦掌握了希望掌握的技巧，他们就会在画作中加入系统性的变化，使自己的作品从简单重复过渡到复杂辉煌的境界。生活在威尼斯的利萨·佩里尼就是一个例子，她小时候只会画字母W，但在数年后的今天，她的作品已经显露出了非凡的才华。

德雷克·帕拉维奇尼双目失明，是一个典型的自闭症患者，任何曲子只要听过一遍，无论蓝调还是古典，他都能把每一个音符在钢琴上弹奏出来。虽然有这种系统化音乐的才能，他在与人简单对话方面的能力却极其有限，大多时候只能重复对方的话。他在独处的时候身子会重复性地前后摇摆，完全无法独立生活。243我是在2006年见到他的，当时他来剑桥参加我们举办的一个自闭症研究募款音乐会，要和布吉-乌吉[4]大师朱尔斯·霍兰合奏一曲蓝调。他是一位迷人的青年，不管你喊出什么曲子，他都能弹奏出来，观众都惊呆了。

最后介绍一位彼得·迈尔斯，他是约克郡[5]的一位模型建造者。和其他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一样，他也喜欢独自一人。他觉得别人使他困惑，对话也很麻烦，因为词语的意思都太模糊。就连“你住哪里？”（Wheredoyoulive？）这样的简单问题，他都觉得意义不明，不知道对方问的是他住的国家、城镇、街道、房屋、还是房间。于是和他交谈成了一件费力的事，中间老被停顿打断。然而这个社交障碍的头脑却也产生了艺术才能。彼得能在纸上用微小的圆圈或方块画出图案，每一幅画作都由无数大致相同却略有差异的图形构成，每画一幅都要耗费几千小时。图8就是他的一幅作品。

问题是，为什么这两种明显不同的倾向（低下的共情和发达的系统化）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会聚呢？我们稍晚一些再来讨论这个谜题的可能答案，现在还是先对“系统化”再说两句（这是零度负面类型的核心特征）。

人脑会为了不同的原因寻找模式。首先，找到模式，我们就能预测未来。如果一座教堂的钟声在每周日早晨10点整敲响10次，那么一个有系统化能力的心灵就能预测它会在本周日的这个时间再敲响10次。教堂钟声的模式或许不至于关系到生死，但是你马上就会想到这个普遍的模式识别系统还能有更加广泛的应用，从预测市场价格的高低到预测不同季节的庄稼变化都用得到。模式还能启发我们用实验来验证预测，从而发现事物的运作原理。比如我只要在钟里放一节电池，指针就开始移动。这个例子虽显简单，但正是这种发现模式的能力能让你在没有使用说明的情况下弄懂一部新的装置，或者修好一部包括许多部件的设备。两者的窍门都是一次操纵一个部件，然后观察会出现什么结果、产生什么模式。模式的另一个价值是使我们能分开操作不同的变量、修改一个系统，从而发明新的系统。把独木舟做薄一些，它就会在水上开快一些。把一支羽箭的重量改一改，它就会射得更远更快也更准确。由此可见，发现模式是发明和改进的关键。

最后，发现模式还能提供一条通向真理的直接途径，因为它能验证我们的预测，结果不是对就是错。教堂的钟声要么按预测响起，要么没有。长久以来，哲学家和神学家一直在为“真理”是什么而争论不休。我对真理的定义既不神秘，又无神性，也不被复杂得没有必要的哲学思辩所遮掩：真理就是可以重复、可以验证的模式。我们有时把这类模式称作是“定律”（law）或者“法则”（rule），但其实它们只是模式而已。有时候，真理可能没有多大的用处（比如这条：英国的邮递员用红色的橡皮筋来捆扎信件）；有时候，真理又可能有很大的用处（比如这条：一条多余的21号染色体会使婴儿患上唐氏综合症）。有时，真理会体现自然中的模式（比如左撇子在男孩中比在女孩中普遍），有时真理又会体现社会的模式（比如印度人用摇头来表示同意）。不管怎样，一种模式要可以重复，才能够提升到真理的层次。

正因为对模式本身的迷恋，人类发现了当一个圆形的直径是1时，它的周长就等于π（3.1415……）。这个模式最初由古代巴比伦人发现，后来又由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12年）做了精确计算，这些寻找模式的早期学者不知道的是，由他们系统化的这个美丽的模式π，居然会在将近2000年后的普林斯顿，在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得到实际应用。这说明无论生活在什么年代，人的心灵总会在世界各处发现重复的模式，永恒存在的模式。系统化的心灵会超越时间的束缚，找到不局限于当下的真理，因为至少，这些模式已经在过去出现过，而且被证实现在依然在出现。至少就自然的模式而言，这些真理可能是永恒的。

系统化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单凭观测。我们观测变化的数据，然后在数据中寻找模式。是不是每隔6个浪潮就会出现1个大浪？这个大浪是不是每次都会把贝壳冲到较远的沙滩上？一旦发现了模式，我们就要重新观测数据，看看自己总结出的法则（大浪会把贝壳冲得更远）是否为新的观测所证实。我们要验证自己对将来的预测是否正确、真实。在一次次观测中，定律就这样维持下去，直到出现不符合定律的新数据为止，到那时定律就要修改，并用更多的观测来检验。这个过程可以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随着预测的证实而产出真理。在这第一条系统化（即观测）的路径中，大脑只是简单地观察输入（清点海浪的数量）和输出（贝壳冲上沙滩的距离）以确认定律（每隔6次海浪就会出现1次把贝壳冲到远处的大浪）。在这里，系统化包含了一个输入-输出的关系。

系统化的第二种方法是观测加上操作。我们先观测数据，再施行一些操作（操纵一个变量），然后观察这次操作的效果：在浴缸里扔一块石头，水位上升了吗？在这第二条系统化的路径中，大脑的作用是观察输入（最初的水位），施行操作（扔下石块），然后观察输出（新的水位）。在这里，系统化包含了一个输入-操作-输出的关系。对于任何可以系统化的领域，我们都会对数据采用这两种系统化的方法。所谓系统，就是任何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变化，或者说具有模式的东西。以上两种形式的系统化都会产生“如果p，那么q”的法则。一个系统可能只有一条这样的法则，也可能有成百上千条。这个系统可以是自然的系统（比如海浪）、机械的/人造的系统（比如一把斧子）、一个抽象系统（比如数学）、一个收藏系统（比如一个贝壳收藏集）、一个运动系统（比如一种舞蹈技术），甚至是一个社会系统（比如一套法律体系）。正是这种非凡的系统化能力，使人类理解了小到细胞、大到太阳系的各种系统，也让我们造出了小到公式、大到人造卫星的各种系统。正因为有了这种能力，人类才不仅能够探索自然，还能利用获得的知识使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便利，也正是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在几秒之内从内罗毕往纽约发送一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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